经济新常态预示着新机遇，也带来新挑战。打破区域壁垒、产业壁垒、城乡壁垒虽不易，打破陈旧观念、思维定势更难。将“新常态需要新状态”纳入工作报告，既是无奈之举，亦有深刻用意。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１日电 （记者 高亢）记者从中国移动了解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于１１日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将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4月20日，新建城镇住房开工20307套、占规划的57.9%，新建农村住房开工94846户、实现规划任务全部开工；所有校舍维修加固任务全部完工投入使用，学校新建项目开工率95.7%；31个医疗卫生维修加固项目已全部开工，医疗卫生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开工率95.6%……芦山地震一年来，灾后恢复重建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撤离也门行动大事记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姜琳、赵叶苹、陈春园）如果说尽早洗清罪名、重获自由是蒙冤者最大的渴求，那么在沉冤得雪后获得应有的国家赔偿，则是对冤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最大的抚慰。 如何解决国家赔偿申请难、获赔难、追偿难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彰显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两会代表委员们展开了热议。 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到“福建念斌案”，从“广东徐辉案”到“海南黄家光案”，一起起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并赔偿，有力地彰显了司法进步。 “但突出的问题是，这其中真正获得赔偿的并不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记者梳理２０１５年地方高院所做的工作报告发现，大部分省市的赔偿比例都比较低。例如２０１４年，上海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２２件，决定赔偿2件；广东审结２５３件，决定赔偿５３件；山东审结１４３件，决定赔偿的１５件；四川审理１７０件，决定赔偿１６件…… “目前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比较窄，赔偿程序还是比较复杂，受害人想及时获得赔偿仍不是一件容易事。”马怀德告诉记者，赔偿义务机关更多倾向于不愿意赔偿，或者不希望承担否定性评价的后果；而且，一些地方赔偿经费没有实行财政预算，这更加剧了赔偿难。 作为执业律师，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合伙人施杰深有感触。“明明很清楚的错案，但又是受害人被施压让其承诺平反后不申请赔偿。有的担心影响政绩和领导干部升迁，干脆选择‘私了’。”他说，“我的好几个当事人本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后来因为各种压力最终无奈放弃。” “国家赔偿事关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判错了，就必须坦然承认错误并积极进行赔付，而不能‘捂盖子’、错上加错。”施杰说。 不仅是申请难、获赔难，冤错案受害人在实际维权中，还常常遭遇索赔高、赔偿低，由此直接导致国家赔偿案件难以息诉。“福建念斌案”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２０１５年２月，三次被判死刑的念斌历经8年上诉后，终于被判无罪，获得国家赔偿１１３万余元，但他主张索赔金额的绝大部分都被法院以“依法不予支持”“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理由拒绝。 “现行赔偿标准偏低。”马怀德表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是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其他财产损失也只赔偿直接损失，因无辜入狱造成的收入减少、房屋损失、伸冤费用、交通费、住宿费等，都没有列入赔偿的规定之中，法院即使想做出这样的赔偿决定也缺乏法律依据。 “本来是健康人，蒙冤坐牢引发疾病，尽管这不是国家机关直接侵犯造成的，但是由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引起的，这些健康损害当然应该赔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建议，受害人亲属精神损害、被冤枉坐牢的名誉权荣誉权损失、回归社会的费用都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坦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标准总体还是较低，这一块有很大改进空间。 《国家赔偿法》实施２０年来一直遵循“谁侵权、谁赔偿、谁追偿”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追偿制度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极少有公务人员被追偿，一些重大冤案的追责也迟迟不见动静。 “冤假错案一旦被认定，政府机关就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该罚钱的罚钱，该问责的问责。”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认为，应该对《国家赔偿法》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完善追偿的机制，细化追偿标准，建立追偿程序、结果公开等机制。 在施杰看来，应该建立一个惩罚金机制，以示对相关公务人员的惩戒和对受害人的额外补偿。“如果个人无力赔偿，再由地方财政出这笔钱。不管多少，对受害人都是中国福彩安慰，对公务人员也是一种警戒。” 不过，马怀德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追偿只是国家赔偿的一个辅助制度，实践中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公务人员的重大过失不好认定，而是追偿本身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动辄百万的赔偿金究竟让哪几个办案人员承担很难认定，就其收入水平来说也很难承受。所以更多应考虑追责，而不是追偿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日电（新华社记者赵文君）“有人说我是故宫的中国福彩，其实我是故宫的看门人。”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如是介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