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贵州” 好处不只一点点 7月的一天，通过“云上贵州”工业云平台，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铝合金采购需求。 接下来的几天，多家铝合金供应商纷纷应声而来，进行业务对接。最终，航天电器货比三家，以实惠的价格从重庆一家公司完成了采购。 以前公司进行采购，工作人员得去对方公司上门对接，一家家跑下来，耗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云上贵州’平台就像是为企业打造了扩音器，自然能实现一呼百应。”在公司首席信息官吴以华看来，正是得益于云平台，企业实现了最高效、最经济的管理运行。 涉及电子政务、工业、交通、环保、旅游、商务、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细分41个应用系统，汇集26家单位门户网站及贵阳、遵义等5套办公系统，集聚40000千兆数据量……作为全国首个政府和企业数据汇聚的数据平台，由贵州省政府主导打造的“云上贵州”，实现了数据存储、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 “只有政府主导，才有可能实现各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贵州省副省长王江平介绍，去年起，贵州省以工业、交通、旅游、环保等7个部门为首批试点，开展数据集聚和云应用。部门不再自建数据中心，全部使用“云上贵州”平台所提供的存储和云计算服务。 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此前的信息化建设各自为政，政府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要在数据汇聚的基础上，建立共享开放的标准和机制，变数据孤岛为信息热岛。”在王江平看来，“云上贵州”最大的意义在于实现了数据的可共享可交换。 “数据不搬家，可用不可见。”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宁宇形象地解释数据共享原则。截至今年4月，政府部门间已交换数据超过5000千兆，涉及旅游、交通、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 “云上贵州”系统首期建设，使用了384台物理服务器，虚拟了相当于2000个服务器的计算与存储能力。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保芳介绍，“经测算，迁移的7个部门节约建设和运营费用52%。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这一比例还将提高。” 信息化建设成本节约的同时，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让数据多跑路，就是让百姓少跑路。”王江平说，通过“云上贵州”平台，政府各部门间实现了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减少前置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利用“电子政务云”，贵州省建起覆盖省、市、县、乡四级9.17万名机关工作人员的统一协同办公平台，52个部门进驻省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实行多部门网上项目联审联批，省直各部门在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服务事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一半。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还有云平台的另一大用户群——企业。去年5月，航天电器成为贵州省“工业云”首批上云企业。以往，航天电器有一个近20人的团队，专门负责企业信息化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每年仅系统建设费用就超过百万，后期的维护与管理每年又是上百万的投入。吴以华说，“现在，只需租赁设备和软件，再把信息化服务外包，省钱省力，很划算。”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宣教处处长康厚荣把云平台比成一个蓄水池，“每个部门都掌握一个水龙头，需要什么数据、需要多少数据只要调节阀门就能解决。”利用“云上贵州”平台，“智能交通云”实现了与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的联动互通，通过联合执勤的方式，出警效率提升了1.5倍。 今年年初，蓉遵高速习水段一隧道发生塌方，交通部门通过对路过该路段车辆进行精细化排查，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准确锁定被掩埋车辆，为抢险救援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科学精准的依据。 将部门数据迁上云端，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仅是信息存储平台的更迭，更是工作习惯、思维习惯的改变。“要求政府部门开放数据，确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王江平说，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模板可以参考，数据开放的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考虑最多的还是安全问题，开放是好事，但把握不好就会造成无序。”作为“智能交通云”云长单位，交通运输厅也直言不讳。 同样存在担忧的还有企业。安排专人从云平台下载信息、更新资料，再将信息分门别类推送到不同部门，航天电器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画蛇添足，但吴以华坚持认为这个把关环节必不可少，“作为军工背景的企业，安全保障是第一要义。” 在马宁宇看来，“价值是0，安全是1，没有安全，0再多也没有意义。” 如何筑牢安全网？“云上贵州”在平台建设上下功夫：云操作系统、服务器、中间件等主要软硬件，全部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产品，强化自主可控。此外，“云上贵州”与阿里、启明星辰等网络安全防控能力强的大公司合作，开发符合政府数据安全要求的云安全附加产品。 在基础设施配套完备的前提下，按照“谁拥有、谁定级”的原则，将每朵云的政府数据资源分类梳理，形成目录。按完全开放、有条件开放和暂不开放三级，将数据分为绿数据、灰数据和红数据。 尝到数据整合、共享互通的甜头，“云上贵州”系统加大了上云力度，将扩大“7+N”云工程建设覆盖面，新增至少10朵云，新增200个以上信息化应用系统。同时，平台将实施资源扩容，整合构建服务于大数据产业的人口、法人、空间地理信息、宏观经济、征信等5大共享基础数据库。 “到2018年，要实现省级部门主要应用系统和主要数据全部上云。”王江平说，到那时候，才是名副其实的“云上贵州”。 （记者 汪志球）“我们对口援青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少数民族青年提供‘走出去’的平台，将包括参与培训的更多人才‘引进来’，助力青海经济发展。”浙江省对口援建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２０１２年以来，浙江省出资４２０万元用于海西州初高中、高校毕业生及社会青年的技能培训，累计开办各类培训班１９期，为青海输送人才６９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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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为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受的痛苦感到痛苦，更为我的国家应当做而迄今一直未做的事感到羞耻 在所有亚洲人中，日本人在文化传承上最应感激的是中国人。如果没有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日本人甚至不懂得如何书写自己的语言。然而，在所有亚洲人中，上世纪前半期从日本人手里遭受痛苦最为深重的也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感到痛苦，更为我的国家应当做而迄今一直未做的事感到羞耻。 读完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所写的《走向南京之路》一书，我无法平静叙述书中所讲述的诸多惨烈故事。此书是本多采访了数百位南京大屠杀惨案受害者和见证者之后写成的，再现了1937年底日本士兵在从杭州湾到南京沿途所犯下的可怕、野蛮、惨无人道的暴行。 本多想通过此书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南京城里发生的那些恐怖暴行，事实上在日本军队行进途中，已经以同样方式降临在沿途众多无辜的平民身上。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暴行的范围和程度。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中国上海的飞行时间约为12小时，远远小于当年日本军人从杭州湾行进到南京所用的近40天。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沿途中国军民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现在想来令人不寒而栗。 战争结束5年后，大约1000名关押在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被转移到抚顺和太原的监狱。在中国监狱里，这些战俘得到了慷慨和善意的对待。部分监狱工作人员对日本军人所得到的待遇有很多抱怨，因为他们的家人曾被日本军人杀害。然而，监狱长却对工作人员说，即便是战犯也应被当做人看待，我们的座右铭是“我们痛恨罪行而非罪人”。对于中国人这种高贵的品格，我怀着深深的敬意。 我的父亲作为日本帝国军队一名军官曾被派往中国。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时，他正作为日本总参谋部的陆军中校驻扎在南京。作为一个“日本鬼子”的后人，我感到我不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退休之后，我开始了亚洲之行。每年我选择一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去义务宣讲5个星期。去年12月，我的新书在东京出版，书名为《我的痛苦之旅——沿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扩张之路》。这本书集纳了过去11年我在亚洲各地的见闻和感受，表达了一位日本军人后代的忏悔。 我去亚洲，是尝试去医治创伤、增进沟通。我想通过我的行动去展示悔过和补偿的诚意。我希望日本政府也能认真面对历史，为日本过去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深刻检讨，并向亚洲受害国家展示诚心悔过的决心。同为二战挑起国，日本在反思历史方面需要向德国学习。德国很早就旗帜鲜明地谴责自己的纳粹历史，并向受害国家诚恳道歉，求得受害国人民的原谅。相比之下，日本至今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侵略历史认真反思，其领导人还不时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为其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正名。这是对亚洲人民的再次伤害。 一直以来，日本人不断在呼喊，至今仍在呼喊：“不再有广岛！”然而，除非日本人学会大声呼喊“不再有南京”，否则，这一呼喊在日本以外不会产生广泛共鸣。日本不能再对自己的侵略历史含糊其辞了，否则很容易重蹈覆辙。日本需要向德国学习，彻底和军国主义历史告别，通过道歉和赔偿求得亚洲人民的谅解，最终实现与周边国家的真正和解。（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村岗崇光）

“发展老年旅游、研学旅游、健康旅游将有新突破。”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石培华教授说。他说，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加快制定实施全国老年旅游发展纲要，鼓励民间资本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举办非营利性乡村养老机构；明确提出支持研学旅行发展的操作方案，把研学旅行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范畴。“旅游消费品上的‘上缺老下缺小’局面有望改观。”